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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面人物丨生命如河我愿做“摆渡人”

发布日期:2021-11-23 20:0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劳动最光荣,劳动最美丽。在今天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,让我们认识这样一位美丽女性,品读她非同寻常的故事。

  伊华 中国殡葬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、福寿园国际集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、中国福寿园生命服务学院院长,荣获“2012年度亚洲品牌十大杰出女性”“2013年海军东海舰队后勤部‘十佳好军嫂’”“2017-2018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”等荣誉。

  随着鸣钟送声悠远,我驻足在春草绿茸间,凝视着长空白云漫卷,心绪久久难平。从庄严诵读祭文、情系思念黄丝带到“云上”共寄哀思,从北国雪乡、江南水乡到南国海岸,跨越19座城市的20场清明“云共祭”仪式终于顺利落下帷幕。

  此次系列集体共祭仪式直播,诞生于特殊的战“疫”时期,为无法到现场祭扫的人们寄托对先人的怀念,对抗疫英雄的敬仰,对罹难同胞的哀悼。我“诚惶诚恐”地担纲了仪式的总策划,说惶恐,不是由于畏难,而是因为懂得。

  沉浸在这个行业越久,这份沉甸甸的使命感越是凝重,我越发懂得不负生命、不负告别的深意,因为生命本就是一场漫长的告别。只有站在一位又一位远行者的生命终点回望,才越感到每一帧人生片段都如此珍贵,如此独一无二。

  我是一名从业已24年的殡葬工作者,赋予殡葬色彩与温度就是我的愿心,慎终如始。

  1988年,我从上海行政管理学校毕业后,放弃了档案专业“铁饭碗”,成为中国早期时装模特,曾行走在华美的时尚舞台上。随后,我成功转型为房地产企业营销总监、外企高管。1996年,我经历了人生中的重要转折。这一年,我就职外企行政总监,又迎来了可爱的女儿,可以说事业、生活双丰收。然而,我却感到如果富足与安逸来得太早,幸福的日子一眼望到了头,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?

  或许是机缘巧合,在我决心切换跑道的那一刻,一家殡葬单位——上海福寿园的招聘启事映入了我的视线。我抱着好奇和遏制不住挑战自我的念头,来到远郊冷僻的福寿园应聘基层岗位。招聘老师还以为我跑错了地方,我却由衷感到:“这个地方真安静啊。”我浪漫地想,这里也许另有一番天地。于是,我毅然辞去光鲜职业,投身殡葬行业。当时,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首先反对,亲朋好友竭力劝阻,街坊邻居议论纷纷。

  只有丈夫是我的坚定支持者。我与他由好友介绍认识,他来自农村,我是城市娇女;他讷言沉稳,我热情率真。原本不相交的两人,却被对方深深吸引。作为一名军医,丈夫从不避讳谈论死亡。他对我说:“在人生中,需要为理想付出的时候,请你义无反顾,觉得累了你就回家——有我!”这句话给了我极大的信心。我坚信,这次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华丽转身,但必将成为我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深刻转型。

  有一次,我代表单位参加一个社会活动,像往常一样大家相互寒暄交流互递名片。离场的时候,我发现桌子上留下了很多名片,走近一看,全都是自己的。震惊、尴尬、难过……种种负面情绪一股脑涌上心头。

  不久,我在报纸上读到《阮玲玉墓今何在》的报道,得知她位于原上海联义山庄的墓地已毁,便登门拜访上海市电影家协会,建议在福寿园为一代影后重建纪念墓。当我作为部门副经理来到影协刚报出“福寿园”三个字时,工作人员便立刻关上了门。我来不及后退,老房子的柚木门重重砸在额头,顿时鼓起一个大包,酸痛让眼泪止不住地流,我一下蒙了……这一刻,我才体会到,自己挑战的不是一份职业,而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社会偏见。

  我没有泄气,第二天再次拜访。这一次,大门为我打开了。时任上海影协主席张瑞芳接待了我。我说:请给我一次机会,殡葬也是有温度的。听了重建阮玲玉纪念墓的计划后,瑞芳老师既惊讶又感动,当即给了我一句话:你大胆去做,我全力支持!不久,阮玲玉纪念墓在福寿园落成。在瑞芳老师的建议下,汇聚中国老电影艺术家的“影艺苑”也在福寿园诞生,成为福寿园第一个主题性园区。为此,我也与张瑞芳、秦怡、黄准等老艺术家结下深厚情谊,成为忘年之交。

  20世纪90年代末,适逢福寿园决意突破殡葬传统、锐意改革创新之际,管理团队提出“将公墓建成公园”的新理念,探索“建文化陵园,创陵园文化”的新思路,这无疑将为“殡葬习俗文明化、殡葬设施现代化”的中国现代殡葬改革带来一种全新尝试。

  陵园文化需要英魂长存。1996年,我被上海冒险家余纯顺的故事所感动,萌发了举办“让英雄归故里”活动的大胆想法。在领导和社会各界支持下,我们成功举办了“余纯顺摄影展”,并将筹集到的善款如数交给英雄的家属。半年后,余纯顺雕像在福寿园落成,至今每年都有慕名而来的人向英雄献花。这一案例也参加了全国策划大赛。殡葬单位的参评一度引起了评委极大的争议,但凭借真实感人的故事,案例最终荣获“全国策划大赛金奖第一名”,专家给予的评语是“新闻热点成就企业品牌”。这给了我很大的启迪:作为特殊行业,紧紧依托于内在的“真、善、美”,也能打开与社会对话的通道。

  以此为开端,我开始大胆地发挥创意,请来名师大家、能工巧匠,将传统殡葬与自然园林、雕塑艺术、人文历史等文化概念有机融合,跳出传统公墓的形式,用人文之美造园,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墓地的传统观念和刻板印象。由此,引来了章士钊、乔冠华、汪道涵、谢希德、谢晋、程乃珊等900多位享誉海外的中国现当代已故名人“入住”福寿园。

  如今,人们只要走进福寿园,都会为她的美所震撼。“不像个墓园”是对我们的最佳评语。我觉得福寿园的美,不仅在于凝聚了草木芳华的自然灵气,更重要的是,能让我们在先贤先辈留下的生命痕迹里感知精神力量,从那些洗尽铅华的人生故事中,冥思生命的存在与超越,让“一个生命去影响另一个生命”。

  随着福寿园的发展,我也逐步走上管理岗位。通过我与团队的不懈努力,福寿园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“人文纪念公园”,在上海人心中有了口碑。我又有了新思考:殡葬只能是一块块石碑吗?只能是寂静的终点吗?不,殡葬事业,要拓展生命的深度,展示立体的人生故事。

 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之际,城市的历史文化成为全社会焦点。福寿园安眠着900余位现当代先贤名士,庞大的人文资源是一座城市乃至一个时代的历史宝藏和文化财富。让我有些意外的是,陆续有家属提出,希望能够在福寿园里展出原本可以入藏国有博物馆的名人遗物、藏品。上海小组创建人之一,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俞秀松烈士的继子,将千辛万苦从俄罗斯带回的党史资料和继父佩戴过的眼镜,无偿捐献给了福寿园;新中国第一届国家足球队主力门将张邦纶先生的女儿,将父亲1948年代表国家参加伦敦奥运会时所持的队旗留在了福寿园……他们只有一个理由,“睹物思人”——亲人的“魂”在这里。

  再次“不走寻常路”。我向福寿园董事会提请在墓园中筹建一座人文博物馆。我递交了一份报告,其中写道:作为一个由企业建造的民办博物馆,从点上看,它只为中国博物馆界增加了一个数量;从线上看,它却独具特色,承载了上海近现代史的人文积淀;从面上看,它将成为殡葬行业的转折点,将唤起殡葬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遗失的教化育人、延续情感、传承历史的文化功能,重归精神属性,真正体现“慎终追远、民德归厚”。报告获得董事会全票通过。

  2010年6月,全国第一家殡葬领域的非国有博物馆——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。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场馆,收藏了与上海有着深厚渊源的中国现当代名人的3000多件珍贵遗物和文史资料,逾三成藏品具有文物保护价值。

  通过这座“生命”博物馆,墓地得以与城市文脉相联,为市民展现了可以触摸的历史,为城市提供了人文记忆的载体。因此,人文纪念博物馆相继取得“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“上海市3A级社会组织”等资质。一园一馆相互衬托,每年有近40万人次前来参观、瞻仰,不仅成为上海城市的文化名片,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殡葬业的改革典范。

  数年前,中央电视台《人物》栏目采访我:“你在殡葬行业这么多年,究竟做了什么?”

  我说:“我只做了一件事,就是把殡葬做‘美’,向人们传递生命的美好,向社会传递正向的力量。”

  从1997年开始,福寿园陆续与上海市总工会、市文明办及民政系统牵手合作,创设了劳模丰碑园、上海新四军广场、上海市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纪念碑、上海市百姓公祭日等多个公益园区和公益项目。

  每年清明,看着老战士在广场上敬礼,看着青年学子在纪念碑前宣誓,我愈加觉得,墓地不仅是安葬逝者的地方,也是让我们能够纪念社会群体、弘扬精神、温暖生命的地方。

  把殡葬变得多彩、变得温暖——我希望这些美感,能够透射出家庭的情感、社会的温度,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生命的离去并不是单纯的句号,而是人生的惊叹号、破折号和省略号。

  2014年,我接待了德国著名摄影师伍德劳尔先生。他要在德国举办一场中国文化展,在他的拍摄清单里有一条:拍一座中国的现代墓园,原因是“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,如果连死都做好了,生将不是问题”。这句话,深深触动了我。

  一个民族的生命观、生死观是国家精神文明底色的组成部分。我也开始在国内外的舞台上,为中国殡葬业宣讲发声,讲述中国人的生命故事。在一次世界性殡葬行业大会上,我作主题发言,题目是《中国殡葬的前世今生》。我尝试让与会者了解:在中国,祭祀祖先的清明节被定为了法定假日。这一天,家庭成员无论分散得有多远,都会通过各种办法聚集在一起追忆、怀念先祖。中国数千年不间断的历史,也由这种血脉和情感参与维系,精神生命也因此而生生不息……

  2013年,福寿园作为中国领先的殡葬服务提供商登陆港交所。作为企业初始团队成员之一,本可坐享事业的成果,但我又一次选择“归零”,开始筹建中国殡葬业的第一所商学院——福寿园生命服务学院,把自己20多年的从业经验和跨界资源,与同业分享,与年轻人分享,去培育现代化殡葬专业人才。

  老话说,“教会徒弟,饿死师傅。”但我始终认为,“一花独放不是春,百花齐放春满园。”做好一家福寿园是远远不够的,需要更多有综合素养、精神情怀的年轻从业者。要改变社会对殡葬的看法,不在于口头上的呼号,而在于通过一代代殡葬从业者的实干,提高中国人的告别质量和生命质量。

  除了为企业培养人才、为行业培训精英之外,我还有个更大的愿景:促进生死教育的社会传播与普及。5年来,学院不间断地将课程送入政府、企业、医院、高校、街道社区,让生死教育辐射社会。同时,我把墓地变为最好的生命课堂,用富有时尚感的活动,比如静默行走、冥想瑜伽、墓地音乐会等,吸引年轻人走进墓园,在特殊的生命场域中,借助“死亡”的力量来感知生命的长情与意义。

  我想,推广生命教育、生死教育可能是我最后一次“折腾”,它也将是我余生的事业。“把殡葬做美”,我想把我的所学所得、所感所悟,毫无保留地传递给越来越多的殡葬从业者,让社会大众真正理解生命事业的至情至美。

  殡葬究其根本,并不是埋葬,而是安放我们的记忆、情感和认知,建立生者与逝者之间的情感联系,体现一个家庭、社会乃至于国家的价值观,而生命的神圣感也由此进一步生发。

  我曾携团队筹建了上海市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纪念广场。在一次会议上我偶然接触到这个心怀大爱的群体,但“捐献者遗体在医学解剖完成后火化,没有人收纳骨灰,家属在清明、冬至时也没有地方扫墓和纪念,情感上总觉得缺了一块”,这成了他们最大的遗憾。

  遗体捐献是无私的伟大举动,捐献者值得全社会的尊重和帮助。会后,我走访了50户遗体捐献志愿者家庭,并对比了国外的一些成熟做法,认为有三件事可做:第一、要为这个大爱义举树碑立传;第二、医学院应为大体举行致敬仪式;第三、需出具一张附有参与医学解剖的全体师生签名的证书,并郑重交给家属。

  我把这个想法向上海市红十字会谢丽娟会长作了汇报,并提出福寿园愿意无偿提供土地,建造纪念碑和纪念广场。

  2002年,全国第一座遗体捐献者纪念广场在福寿园落成。从第一块碑上的4个姓名,到今天11座碑累计镌刻12584个名字,这些献出一切,留下精神财富的大爱之举,恰如谢丽娟会长给广场的题词“精神与日月同辉,爱心与天地共存”。

  殡葬服务不是技术职业,而是精神抚慰的事业。给逝者以尊严,给家属以安慰。这个行业是需要美感和温度的,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,更是生者与远行者的温暖交流。每一处纪念碑、每一个纪念日,能让更多的公众从中感悟生命的真谛,这种体悟可以从“小家”影响“大家”。

  我丈夫是海军军医,他曾作为医疗专家随中国海军“和平方舟”号医院船执行和谐使命任务。其间,我便会主动切换为家庭主妇角色,看望、照护家中的老人。我们俩也一直资助家族中读书的子弟,希望他们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,再反哺家庭和家乡。如今,丈夫和我的工作依然忙碌,女儿也开始拼搏自己的事业。独立而开朗的她常说:“我们这一家子互相尊重,彼此欣赏,各自精彩。”这句话让我感到莫大欣慰。

  2018年春节,父母亲主动提出去福寿园看看。那一刻,我哭了,他们承认了我的事业。

  参悟了二十多年来的聚散离合,这份特殊的事业赋予了我心向阳光的能量。它让我感知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物质层面,而是真实的情感和珍贵的时光——